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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拟运营商自查自纠期间，多数企业下大力气整治社会渠道。例如，迪信通便运用全国26个分公司近3000家门店的覆盖优势，动员全集团两万员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地自查自纠工作，建立了百万元奖金池，设立专业的巡查小组，对所有涉及转售业务的门店，进行不定期的明察暗访，加大检查力度，对于发现的非授权售卡渠道，未按照官方流程售卡的行为，立即处理。

海航通信则在所有社会渠道中下发授权牌，并统一配置了身份证识别仪，同期开放了7*24小时举报通道；远特通信开展了“渠道治理行动”，强化源头防范，对不使用“远盟”的签约渠道进行了解约处理；红豆电信则向代理渠道配发统一标识，要求渠道合作伙伴严格按要求实名开卡；话机世界则通过开发代理商系统实现对全国2万多家渠道的有效管理，从而确保用户入网实名制办理。

尽管如此，多数虚拟运营商的渠道门店依旧在销售无需身份证的非实名卡，一方面由于渠道商倒卖卡情况泛滥，一方面由于渠道本身并未配置身份证识别仪、联网识别设备等。可见，购卡前的身份验证并未受到各级代理商的重视，短期内改善存在一定难度。

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虚拟运营商终难辞其咎。对自身线下渠道监管力度的缺失导致了当前如此尴尬的局面。除了极少数虚拟运营商对每家渠道商、各级渠道商注册工号统一管理外，多数虚拟运营商放任渠道体系乱象横生，寄希望于管理好个别国代商就能管理好整个体系的原则，出现问题后互相推诿，不肯承担主要责任，由此导致了整个虚拟运营商渠道体系的混乱局面。

（三）实名制难落实问题根源分析

1、小本经营渠道居多

本次调查中，《通信世界全媒体》发现无配备身份证识别仪，并且不清楚如何通过APP或其他联网设备进行身份验证的渠道商，多以夫妻店、报刊亭、杂货铺等小本经营的渠道居多。这类渠道商在170号卡销售之余，多有同时销售其他商品，毕竟单纯售卡利润过薄，无法养家糊口。于是，如果需要更多成本在身份识别上进行投入，则多数会选择不作为。

2、签约多家虚拟运营商的渠道商过多

同时签约多家虚拟运营商的渠道商过多，直接导致了所属虚拟运营商在辅助其配置身份证识别仪或其他联网设备时犹豫不决。以沈阳一家销售五家虚拟运营商170卡的代理商为例，这家代理商共代售蜗牛移动、国美极信、爱施德、远特通信、分享通信五家虚拟运营商170卡，由此导致上述五家虚拟运营商在为其辅助配置身份证识别仪时考虑再三，不论是直接购买，还是选择长期出租，多数虚拟运营商会给予渠道商一定比例的补贴，但是一旦发现此家渠道同时销售多家号卡便会暂时搁置，等待其他友商辅助配置。如此一来，最终导致这家渠道商在身份验证设备配置上一拖再拖，左右为难。

3、利益驱使

在本次调查中，尽管多数渠道商会坚持“无身份证不售卡”原则，但是一旦消费者出现加价情况，则会有相当一部分渠道商受